金融开放与安全平衡

坚定不移推进金融开放，有利于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、实现高质量发展。2019年我国发布了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，向外资开放了债券、理财、保险、养老金市场以及资信评估行业；我国实行负面清单制度，而且负面清单逐年缩减，外资市场份额稳步上升；通过股市通、债市通、理财通、现金池等制度性安排，不断增加资本跨境流动渠道，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吸收外资国和对外投资国；我国基本实现利率、汇率市场化，市场成为金融价格形成和金融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；上海对标国际规则，改善营商环境，已建成全球金融中心，在全球金融中心的综合竞争力排名一路上升。高水平金融开放，促进了金融市场竞争，提高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、两种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，强化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功能，为我国能够有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，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并保持较高经济增速提供了坚实保障。

金融开放要求资本自由流动、银行国际经营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、遵守国际规则，客观上会增加金融对外依赖性和风险感染性。首先，为了金融跨境活动顺畅进行，必须遵守金融产品、金融监管的国际标准，例如不断更新的巴塞尔协议，这些金融标准和规则的制定权、话语权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；其次，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，为了进行高效便捷的支付，须采用主要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基础设施；第三，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，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传递非常迅速，主要国家的货币政策变化、金融风险、政治经济危机都会冲击我国金融稳定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金融开放还在一定程度上使风险来源更加多元化，增加了风险管理难度。外资机构多元化，来自不同国家，金融机构在与这些机构打交道时，很可能触犯某些禁令，甚至遭到制裁。数据和信息安全是金融的生命，随着金融大门越开越大，随着金融数字化转型，金融数据和信息被黑客攻击的风险也在增大。而且，某些国际争端可能会更多围绕金融数据、信息以及支付清算体系等金融基础设施进行。

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，金融活则经济活。在金融开放进程中，我国必须把金融安全放在首位，平衡好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的关系。一是要应用前沿金融科技，建立高效的金融监管体系，强化双支柱监管能力，健全金融宏观和微观风险预警机制，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。二是要加大制度创新和产品创新，针对目前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变化，做大做强银行、券商和保险机构，提升上海全球金融中心的资源配置能力和竞争力；有序推进资本账户可兑换，提供更多层次、渠道的人民币金融产品，以及人民币汇率、利率衍生品，满足国际社会日益增长的对人民币避险资产的需求；通过增加金融市场宽度深度和韧性，抵御外部冲击和风险传染。三是要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，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，在绿色金融、数字货币等领域推动引导标准和规则制定，提高我国话语权。四是要加强顶层设计，构建RCEP、进博会、共建“一带一路”等平台协同机制，营造更多人民币贸易和投融资使用场景，扩大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(CIPS)的国际应用范围，稳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，增加全球公共产品供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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